《万历十五年》经典片段(更新中)

最近在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刚看了两章就停不下来了,和市面上主要的历史读本不同,作者是以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前后的史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叙述。

作者研究的明史,并不只拘泥于大事件和热点,而是捕捉到万历年间表面虽似末端小节,实则为后世历史的发展埋下重要于伏笔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这些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是历史的重点。这本书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和语言风格来描写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

这种博弈难道现在没有吗?当然存在。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李总理夫人程虹翻译的《Yes Minister》,这部小说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被拍成电视剧了,讲述了政党集团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合作。看完后回过头《万历十五年》中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是不是似曾相识?

所以,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这样写到:

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有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序言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第一章 万历皇帝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官。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加入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但是“四书”所揭橥(zhu)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

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称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任;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

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最后修改:2019 年 06 月 22 日 03 : 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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